器官移植 再给生命一次绽放的机会

器官移植被称为“现代医学之巅”。我国器官移植技术始于20世纪60年代，虽起步晚但发展快。在无数医生的努力下，我国的自体肝移植、无缺血肝移植等技术实现了国际领跑;供受者血型不相容肾脏移植技术取得突破;单中心心脏移植临床服务能力居世界前列……特别是随着科学高效、公平公正、阳光透明的中国器官自愿捐献和移植工作体系日益完善，我国器官移植事业步入健康发展快车道，挽救了晚期器官功能衰竭患者的生命，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肯定。

智慧与汗水铸就“量质双升”

“作为一名器官移植医生，要能吃苦。一来器官保存时间短，大多数时候医生都是‘临危受命’，常常深夜还在工作。二来手术时间长，比如肝脏移植手术，大多都要8个小时左右。”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院长沈中阳从事肝移植临床和科研工作已30年了，他做过的时间最长的一台肝移植手术，整整用了27个小时。

1994年，沈中阳完成我国第一例长期存活的肝脏移植手术，创造了最长生存(11年)纪录。“早年间，我国器官移植的死亡率高，而现在已经很低了。”沈中阳介绍，“器官移植是一项综合技术，涉及内科、外科、麻醉、免疫、低温生理学等多个学科，在几代医生共同努力下，才有了今天。”

“量质双升”是我国器官移植技术这些年的发展特点。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实施器官移植手术超过1.6万例，手术量居世界第二。同时，肾脏移植术后1年、3年肾存活率已分别达97.9%和92.65%，居国际前列。肝移植患者术后1年、3年、5年的生存率分别为84%、75%、71%，国际数据分别是83%、76%、71%。

此外，截至2018年6月底，我国施行多器官联合移植，如心肺联合移植、肝肾联合移植等，已达800多例，实现了捐献数量、移植数量以及移植质量大幅度提升。

“我国器官移植资源相对集中，已出现了一批国际知名、规模和水平一流的大型中心和创新项目。”今年10月末召开的中华医学会2018年器官移植学年会上，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主任委员石炳毅教授举例介绍，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团队、上海仁济医院肝移植团队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肝移植中心和第一大儿童肝移植中心，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展世界首例无缺血肝移植和无缺血肾移植手术，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开展的脾窝异位辅助性肝移植，武汉协和医院和北京阜外医院的心脏移植数量双双跃居世界前四位，技术和质量均达到国际一流水平，中国心脏移植院内存活率连续3年达92.5%以上……

拓荒一代打下扎实基础

20世纪60年代，以夏穗生教授和他的老师、我国普外科创始人裘法祖院士为代表的中国器官移植事业的拓荒一代，为后人开辟一条通往顶峰的道路。

1965年，裘法祖和夏穗生创建了腹部外科研究室。在这里，夏穗生进行了130次狗的异体原位肝移植，20余次异体肾移植，建立起了肝移植动物模型。1976年，夏穗生将这一成果发表在《中华外科杂志》上，并在全国外科学术大会上报告，在外科学界引起了轰动。

北京、广州、上海的医生们同期也在各自领域进行着尝试和探索。1979年，原卫生部与同济医科大学联合成立了我国首个器官移植研究所，建立了器官移植登记处。1986年，该研究所成为原卫生部重点实验室，不久被国家教委列为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这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器官移植专家。

“我国器官移植工作起步虽比世界先进国家晚了约10年，但发展较快，已显示出自己的特长。”中科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名誉主任委员裘法祖教授在1988年11月20日《健康报》上这样总结我国当时的器官移植事业：当时，我国已开展了国际上所有的临床和实验性器官移植类型，由肾移植、肝移植、心肺移植，发展到胰岛、胰腺、脾、肾上腺、骨髓、胸腺、睾丸等移植。“尽管我国器官移植工作是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发展的，但已建立了一个较广泛、扎实的基础”。

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器官移植领域喜讯不断：肾移植广泛开展，亲母活体供脾全脾移植治疗重型血友病创造国际最佳纪录。在胚胎胰岛移植治疗1型糖尿病方面，我国数量最多疗效最好，被国际公认。但不可回避的是，大器官移植处于低谷，与国际差距十分明显。其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就是器官来源。

“中国模式”获国际盛赞

“器官的捐献与分配涉及文化、传统、伦理、法制等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建立一个符合伦理的公民器官捐献体系是几代医生的梦想，这个梦想正在实现，我们正在开始一个阳光下的新征程。”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黄洁夫这样说：“中国的器官移植体系改革获得了国务院和党中央的大力支持，这是来自国家的政治承诺。为此，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原卫生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制定了30多项有关捐献与移植法律法规。”

2007年，《人体器官移植条例》颁布，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走上法治化道路;2010年，原卫生部联合中国红十字会启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试点工作;2011年，器官买卖罪被写入刑法修正案，原卫生部提出了“脑死亡、心死亡、心脑双死亡”的器官捐献标准; 2013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颁布《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2015年，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自愿器官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使用唯一渠道。

“严格行业内部评审和准入，国家2007年将原有600多家器官移植医院削减至164家;每年对器官移植医院开展飞行检查，确保器官分配溯源性、公平性;依法严厉打击器官买卖犯罪;明确红十字会参与器官捐献的第三方职责，由红十字组织对困难家庭开展人道主义救助;交通、航空、铁路等多部门联合出台绿色通道工作机制，保障人体捐献器官顺利转运。”黄洁夫介绍。

目前，我国已建立了符合国情、文化和社会治理结构的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体系。2018年3月，联合国与梵蒂冈教皇科学院共同发布了《梵蒂冈教皇科学院践行伦理道德会议宣言》。《宣言》的第四章，完整地介绍了监管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的“中国模式”，并指出，中国的器官移植改革体现了世卫组织关于公正、透明和公平的指导原则，具有指导意义。中国的这些成果标志着一个“器官捐献与移植的新时代”已经诞生。

第71届世界卫生大会器官移植边会2018年5月24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黄洁夫向世界表示，中国愿与各国分享“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中国将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继续加强和深化国际交流，学习他国经验，拓展合作广度深度，为世卫组织《细胞、组织、器官移植指导原则》在全球的实施作出中国应有的贡献。

会议临近结束时，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到场致辞，他用中文说道：“谢谢中国”。